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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铁杆中医”彭坚:我的学徒生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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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:
作者讲了一个真实的,漫长的故事,这个故事是从一百多年前他的家学渊源讲起的。曾祖父的灵机一动让“彭氏医生”的招牌一挂就是70多年,传下来的伯祖父、伯父们让这门“祖传”的学问真正郑重了起来。对作者影响最深的二伯说了一段长长的“医学箴言”,这个箴言说的畅快淋漓,也让我们看到了二伯身上迷人的侠气,他没把这个箴言说给我听,但我也要给二伯鞠一躬了。

我的学徒生涯

 

 

1.家学渊源

 

我出生于中医世家,却并非书香门第,祖上是农民,原籍湖南岳阳彭家大垸。清朝道光年间,曾祖父彭银樵不满包办婚姻,从老家出走,一担青菜挑进长沙,成了城里的打工仔。有一次,看到钉马掌的工匠在削马蹄皮,突发奇想,他将削下的马蹄皮放在新瓦上焙枯,调上冰片、麻油,试着用来治疗臁疮:一种当时劳动群众最常见、最不易治愈的小腿胫部溃疡,俗称“烂脚杆子”病。岂知真的有效,一炮打响,由此起家,俨然当起了“外科医生”。当然,按大清律例,现时标准,只能算作“江湖郎中”。从此,彭氏医生的招牌在长沙市白马巷64号一挂就是70余年,直到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烧起为止。

 

祖父这一辈,有5人行医,业务涵盖了中医各科,以大伯祖父的名气最大。他老人家专攻叶天士的学说,一部《临证指南医案》,读得滚瓜烂熟,用得出神入化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湖南省政府主席、军阀何键的父亲得了病,老爷子从乡里头次进城享福,不到半月,一病不起,高烧不退,群医束手。伯祖父以上等高丽参一枝烧炭、加保和丸煎汤,一剂而热退身凉。明明是一个消化不良引起的“滞烧”,用几分钱一帖的打滞药就可以解决问题,偏偏就难倒了众多名医,不知如何既能照顾到病情,又能照顾到大人物的面子,让善于玩“脑筋急转弯”的伯祖父捡了个便宜。经何键一褒奖,伯祖父于是乎就“饮誉三湘”了。

 

我的父亲行四,学医的是二伯、三伯。二伯彭崇让生于1902年,家境贫寒,只念了四年私塾,全靠博闻强记,苦读成才,青年时即医名鹊起。五十年代初,本拟调中国中医研究院,恰逢得了肺结核,未能成行。后来入聘湘雅医学院,担任中医顾问,教授,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导师。

 

二伯曾为胡耀邦、叶剑英、王震、陶铸、杨得志等来湘的军政大员多次看病。徐特立先生的夫人患有一种“癔病性昏厥症”,每次发作即昏不知人,任何药物无效,过几天就自动苏醒。1964年初,徐夫人在长沙发病,二伯用黄芪一两、防风五钱,浓煎鼻饲,旋即苏醒。徐老先生大为惊叹,问原因。二伯回答:这个病中医古有记载,名“尸厥”,《史记》扁鹊传中,晋国大夫赵简子得的就是这种病,扁鹊凭脉断定三日后复苏,未尝用药;《旧唐书》许胤宗传中,柳太后得此病,御医用黄芪、防风煎汤数斛,置于床下,熏蒸而醒;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、新瓶子装旧酒而已。听得徐老先生感慨不已,不久,亲自提名二伯为第三届省政协常委。

 

对于先人的这些轶闻趣事,虽然从小耳熟能详,但到后来从事医学史研究时,我还是正经八板地考证了一番。结果发现:用马蹄皮焙枯治臁疮,方书未载;人参烧炭消滞,经传无考;即使是将赵简子、柳太后、徐夫人,千年故事一锅勺,也似乎有马嘴驴唇、移花接木之嫌,不那么绝对科学严谨的。

 

我这几位可敬的先辈,除了敢于实践、胆识过人之外,还有一股子灵性,也就是中医常讲的悟性,所谓“医者,意也”,所谓“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”,与诗品中的心有灵犀、画论中的形神兼备、文章中的妙手偶得、佛学中的境由心生等等,是一脉相承、息息相通的。

 

但悟性这东西,用讲究实证的现代科学方法,大概找不着形态,它却是渗透于中国古代文化各门学科的灵魂,而一个缺少悟性的中医,永远只能在低层次的临床实践中徘徊。

 

2. 入门之阶

 

最初跨进中医这个门槛,远没有听故事那么开心浪漫。我开始为徒学医,已过弱冠之年,背书的“童子功”自然是没有了,对中医的了解,也近乎一张白纸。二伯递给我一本张仲景《伤寒论》,嘱咐不许看注解,以免受干扰,要把原文反复读熟,仔细体会,直至倒背如流,全部刺进脑子里,溶进血液中。

 

二伯是有名的伤寒大家,平日里说起《伤寒论》来,口若悬河,纵横千古,这时节却来了个“沉默是金”,把我打入冷宫,令我独学无友。莫可奈何,我整日在《伤寒论》中遨游爬疏,苦思遐想,围绕着这本小册子,搬来一大堆中基、方剂、中药、内科著作,像无头苍蝇一样,瞎冲乱撞。

 

王国维讲的读书三境界:“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;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。是我当年啃这397条简牍的真实写照。大约半年后,当我还在这两层境界中熬煎度日时,二伯把我带上了临床,一经点化,全盘皆活,我逐渐明白了《伤寒论》的价值,享受到思维的乐趣。

 

当然,到蓦然回首,见灯火阑珊、佳人俏立时,己经在很多年以后了。至今为止,没有哪本书读得象这本书这么苦,也没有哪本书象这本书那样使我获益终生。

 

3. 最后一课

 

就这样,白天抄方看病,晚上读书讲经,我在伯父身边度过了五年典型的中医师徒相授的学习生涯。二伯最后一次教我,是临终前的一刻。那是1978年1月17日,春寒料峭,二伯病危,等我赶到他身边时,经过他的学生们的抢救,能坐起来了,面色潮红,精神尚好,大家松了一口气,二伯一会儿嚷着肚子饿,要吃荷包蛋下面,一会儿喊我接尿,我刚把尿壶凑上去,忽然抓住我的手,叫我摸他背上的汗,连声问:“摸到没有?摸到没有?这就是绝汗,绝汗如油啊!”话音刚落,气绝而亡。二伯用他生命迸发的最后一闪火花,为我上了最后一堂课。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啊,刻骨锥心,终生难忘!

 

4. 医学箴言

 

作为湖南著名的中医临床家,二伯始终没有公开出版过著作。他为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学生们授课时,编写过中医内科、伤寒、金匮等教材,也为我和表姐郭先岱、表哥彭尚武留下一部手写的临床笔记,但都没有刊行。

 

每当问及著述一事,二伯总是宣称:“我治病能有所疗效,不过是勤读古人的书,善用古人的方,拾古人的余唾而已,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成就,不值得留言后世。只要善于把古人千百年来积累的成果,灵活地转用于自己的临床,就能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医生,不可奢谈创新与突破。”

 

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这种观点难免有清高和守旧之嫌,但是相对于中医这样一门特殊的学科而言,谁都知道:至今这仍不失为一句实话

 

亲情加师徒的特殊关系,使得二伯可以对我直抒胸臆,表达他对人生、对学中医的看法。他的许多教诲,不管在旁人看来,是对也罢,错也罢,在我的医学生涯中,确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,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,甚至决定了我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。

 

“为什么一开始学医,我就让你苦读《伤寒论》?清末陆九芝说过:‘学医从《伤寒》入手,始则难,继而大易,从杂症入手,始则易,继而大难。’

 

学习任何一门新知识,总是最初接触的东西印象最深,这叫先入为主。《伤寒论》是中医的临床圣典,言简意赅,朴实无华,不奢谈理论,紧扣临床实践,把一个疾病从开始到完结的全部过程,有序地展示出来,以错综复杂的文字,归纳了疾病千变万化的各个方面,完美地、灵动地、全方位地表达了辨证论治的思想,是中医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临床著作,是中医临床思维科学的典范。

 

中医的生命,不在于做学问,在于能看病;看病的本领,不在于记住了多少方子,在于会辩证。‘认证无差’,是遣方用药最重要的基础,是中医临床家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先让《伤寒论》占据了你的思维空间,让辨证论治在你脑海中深深扎下根来,就牢牢掌握了中医的核心和灵魂。

 

但是,历代注家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,不妨甩开他们,直面仲景,感受原文,直接领会和吸取他的原始思想,这将受益终身。

 

学中医可以从《医学三字经》、《汤头歌诀》等启蒙书入手,先易后难,循序渐进;也可以从《伤寒论》入手,先难后易,高屋建瓴。循序渐进,是培养一般人才的方法,高屋建瓴,才是造就临床高手的途径。对你,我取其后者。至于《黄帝内经》,涉及的知识过于庞杂,又不能直接用于临床看病,不可读得太早,以免陷了进去,迷失方向。到四十岁以后,有了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人生阅历,才能真正读懂。

 

学医要从一家之言,取百家之长。例如,清初的三大国医:叶天士,张石顽,吴谦,皆有煌煌大著,都是临床高手。《临证指南医案》、《张氏医通》、《医宗金鉴》,任选一种,‘执一部书可治天下病’。叶书难读,因为全是医案,要一个个揣摩研习,但叶氏临床经验之丰,古今无人企及;张书深邃,病无巨细,都能找到治法,并且规矩井然,可备案头参考;吴书通俗,一病一方,疗效可靠,平易稳妥,最适合作家传师授的教材。

 

此外,妇科有《傅青主女科》,儿科有《医宗金鉴·幼科心法要诀》,外科有《外科正宗》、《外科证治全生集》,眼科有《审视瑶函》,针灸有《针灸大成》,都是本学科的杰出著作,可师可法。

 

其它如张景岳、徐灵胎、陈修园、陈士铎、吴鞠通、王清任、程钟龄、唐容川、张锡纯等医家,都对临床作出了突出贡献,其著作不可不流览,然而,要从中选择一、两家,读细、读精、用熟,以作为自己临床的‘安身立命’之本,再旁采诸家,以弥补一家之偏。切切不可博览群书而终无依托,泛舟学海而流散无穷。

 

学医要善于‘夺人之长’。夺谁的长?古人、今人,古今名医已经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。中医有个特点,就是间接经验比直接经验有时更重要。一名医生个人的智慧、阅历、生命毕竞有限,治病完全靠自己在临床中摸索总结,几十年也熬不出头,要学会把别人的经验拿来,为我所用,最终变成自己的经验。

 

中医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古今名医写下了大量总结临床经验的文献,这是学西医的人所没有的优势,学中医的人有书读,要读书,还要有一双‘慧眼’,识得真货,更要有一份胆识,看准了就用。

 

古今名医著作中介绍的效方,大部分是可靠的,但有时也难免掺杂水份,或有夸大不实之辞,拿来用过,有效,成我囊中宝物,无效,弃之亦不可惜,久而久之,就积累了一大批宝贵的经验。

 

总之,只要怀着谦虚之心,好学之志,偷学的本事,实施的勇气,多读书,勤实践,善将别人的间接经验转化成自己的直接经验,就能打破常规,很快成才。

 

学医要抓住方剂这个核心。中医的理、法、方、药四个环节,方是中心,是灵魂。一首好的方剂,往往组方严密,层次井然,充满了辨证法,充满了结构美。象阳和汤的刚柔相济,六味地黄汤的动静得宜,使你不得不由衷佩服古人构方的技巧。

 

张仲景的200余首经方,至今效如桴鼓,古今数十万首方剂,无不凝聚着创方者的心血。学方要潜心领会其风骨精神,用方要尽量使用原方,绝不能自以为聪明,画蛇添足,随意加减,否则,必将破坏原方的疗效。

 

打个比喻,一首古代名方,犹如一首优美的古诗,一幅千古名画,更象一座古代建筑,如果你不能领略其中的情趣,信手涂鸦,还自鸣得意,固属浅薄;倘若随意拆梁换柱,增损加减,则原有建筑的风格与功能也就不复存在了。你能怪古方没有疗效吗?

 

经方、时方、当代名医之方固然要学,单方、验方,甚至江湖医生用之有效的方法,也要掌握一些。俗话说:‘单方气死好郎中’,有时辨证论治走到山穷水尽,改用个单方却起死回生,古今都不乏这样的例子。决不要以为学会了辨证论治、背诵了几百首汤头,就掌握了一切,须知在民间还蕴藏养着丰富的中医学成就,象《验方新编》、《串雅》等总结民间经验与江湖医生经验的书,其价值,不下于其它名著,应常备案头,随时参阅。

 

治病要抓主证,解决主要矛盾,所谓‘伤其十指,不如断其一指。’古方为什么讲究君臣佐使?就是针对疾病的主要矛盾而设。用药要单纯,处方宜精当,切不可面面俱到,面面俱到的结果是一面也顾不到,喜开大方的医生,古人讥讽为‘广络原野,希冀一、二’,其实是心无定见,靠碰运气。初次诊治的病人,如果病情复杂,宜先投石问路,从一点切入,静观病情的变化。倘若病势有所好转,则可得寸进尺,步步跟进,争取一环一环解开;倘若病势有所加重,也不必惊慌失措,但须改弦更张,转换思路,而从其反面论治,往往有效,因为疾病的性质是非阴即阳、非表即里、非寒即热、非虚即实,懂得这个辩证关系,就能沉着应战;倘若病势不进不退,则应调整角度,重新选点,也可能是药力未到,须守方不变。而要做到心中有数,其前提是必须用药单纯,紧扣主要矛盾,才能把握好全局。

 

当医生是一门高尚而艰辛的职业,而中医更是一种可以寄托终生的事业。守着这个事业,一辈子不一定会轰轰烈烈,但可以过得很充实,很丰富,也很平静。

 

你不要入党,不要当官,不要谋财,换句话说,一旦咬定这个目标,就不要轻易舍弃,还要准备为之付出毕生的精力和才华。这是值得的,古今中外,多少仁人志士为实现济世救民的梦想而屡屡受挫,留憾终生。唯独当医生,特别是当中医,不必受社会环境的制约,不怕横遭厄运,无须借助于任何物质条件,三个指头、一根银针、一把草药,仅凭自己的一技之长,低标准则可赖以糊口谋生,高标准则可藉以实施‘仁者爱人’的远大志向。

 

惟其高尚,一个有良心的医生,不应当把谋财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;惟其艰辛,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,应当淡化入党作官这些世俗的观念,倾注全力于自己的事业中,精力的投入越多,对病人、对自己就越有好处。

 

中医是真正的长春藤,当人生进入老龄的时候,从事过任何骄人职业的人,几乎都免不了烈士暮年的悲哀,唯独一个从事中医临床的人,才开始步入一个更高的境界。相对于一般老年人而言,一个名符其实的老中医专家,肯定会多几分精神的充实,少几分身体的苦痛。能够与中医事业相伴始终,是人生的一种机遇,一种福气。”

 

岁月如河,一晃流过去二十多年了,我的脑海中始终铭刻着二伯临终前的情景,耳边始终回响着二伯平时所吐露的学医箴言。

 

【本文摘自彭坚博客,由中医书友会编校整理。】